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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是個人、“散戶”，從銀行買了假理財，也許并不奇怪，也不新鮮，但身為專業金融機構的銀行，也買到“假理財”，并直到監管檢查才發現。這不是故事，而是真實發生的“事故”。
這起“事故”，就發生在浙商銀行、建設銀行之間。裁判文書網近日披露的一份判決書，意外曝光了浙商銀行兩家分行于2015年6、7月間，在建設銀行重慶分行某支行購買的兩只理財產品，總金額達8億元，然而兩只產品卻實為建行涉事支行行長虛構，連產品編號都沒有。
案件曝光后，浙商銀行的“低級錯誤”引起了市場廣泛質疑。“銀行買同業理財一般都是面簽，那時候（2015年）也沒有硬性要求要查產品編號。”有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，浙商銀行的做法雖有瑕疵，卻也是當時行業的通行做法。
沒有編號的假理財能賣給同業，暴露了銀行業務管理、內控的漏洞。到底是哪些管理缺失、漏洞，給內部人員提供了可乘之機？這起“事故”背后還有哪些故事？第一財經為您細細道來。
查編號并非當時必備程序
倘若不是監管檢查發現，浙商銀行西安分行和上海分行，可能始終都未能知道自家銀行居然買了一個“假理財”產品。
根據判決書披露，浙商銀行西安分行（下稱“浙商西安分行”）在建行重慶分行購買的理財產品，名稱為“中國建設銀行重慶市分行乾元保本型理財產品2015年第16期”、“乾元保本型理財產品17期”（下稱“乾元16期、17期”），金額均為4億元，預期收益率同為6.8%。
直到監管檢查，浙商銀行才發現買了“假理財”。判決書顯示，銀監會檢查浙商銀行總行時，發現上述4億元理財產品沒有備案編號，向建行核實時，對方回復該產品在系統內查不到，建行重慶分行沒有發行這一產品。
而從整個案件過程來看，西安分行雖然進行了面簽、核保程序，但在查驗產品編碼程序時卻出現了缺失。相關人員在判決書中的證言亦未提及這一過程。
根據披露，2015年4月，浙商西安分行接到相關業務信息，并經核實后，同年6月派出客戶經理、核保人員，前往建行重慶某支行現場核保、合同簽訂。在建行該支行行長辦公室，浙商西安分行人員見到了該支行行長，并由后者在協議上簽字、拍照后，由涉事建行支行長安排辦公室人員蓋章。但在整個過程中，均未提及進行了查驗產品編碼。
判決書還顯示，2015年7月，經浙商西安分行人員聯系，浙商銀行上海分行進行內部審批流程后，前往上述建行重慶支行辦理了面簽，購買了4億元理財產品，同樣也未提及查驗產品編碼的過程。
判決書披露后，浙商銀行的上述做法，引起市場廣泛質疑。
“銀行購買同業理財，一般也都是面簽，統一編號和備案雖然是必須的，但備案是事后的，查編號也沒有硬性要求。”華南某股份制銀行同業業務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，浙商西安分行的做法雖有漏洞，但更主要的原因，與當時行業通行做法有關。
“在2015年那個時候，雖然監管要求理財產品編號，但是查備案、編號不是必備程序。”某銀行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，這也是為什么浙商銀行只走了核保核簽，卻沒有查備案的一個原因。
不同于個人理財，早在2014年初就已建立規范的產品編號披露、查詢制度，浙商銀行在建行購買上述理財產品時，銀行同業、對公理財的全國集中登記體系尚未建立。
原銀監會有關負責人在2018年3月的一場發布會上表示，2017年，針對同業、理財和表外業務等為重點，開展“三三四十”專項治理和綜合治理，同時指導銀行業理財登記托管中心建立理財產品信息登記系統，初步實現了理財產品的全國集中統一登記和穿透式信息報送，提供產品登記編碼的驗證查詢。
“支行賣的產品是現成的，合同都有固定版本，甚至個人都能在網上買到，況且對方人員、場所、公章都是真實的。”上述股份制銀行人士猜測，浙商銀行開展上述業務時，估計也套用了現成產品，內部審批上容易通過，也不用查產品編號、備案等，而這一漏洞恰巧被涉事方利用。
盡管如此，并不意味著浙商銀行在此過程中，業務管理沒有漏洞和失誤。在理財產品投資前，該行既未進行實地盡調，投后亦未跟蹤監控資金用途和流向。
判決書披露，“乾元17號”融資方財務總監甘某在證言中稱，其與建行重慶上述支行行長張某取得聯系后，甘某又與張某介紹的中間人、通道方金融機構人員聯系，最后完成了融資，而且“融資材料提供、報送很快，沒有銀行對該公司和項目進行考察”。
而浙商銀行上海分行顧某則在證詞中稱，該分行購買的“乾元17期”，由建行發行，且為保本型產品，建行重慶上述支行的責任是承擔按季支付理財收益，以及到期后兌付本息責任，業務風險較低，且產品說明書稱資金用于同業存款，因此未跟進后續投向。
被利用的授權漏洞
投資方銀行盡調、投后管理出現缺陷的同時，賣方銀行的內控可能也存在缺失。而其中最大的漏洞可能出在業務授權、賬戶管理上。
判決書顯示，監管檢查發現浙商銀行購買的上述理財沒有產品編號后，經建行重慶分行相關業務部門負責人證實，該行在重慶范圍的理財產品，都是由其所在部門負責發行、下屬支行及各網點對個人和機構銷售，但該行未發行過乾元16期、17期產品。
第一財經記者從銀行同業人士處得知，2015年時，經過上級行授權后，部分國有大行的支行，可以以自有客戶開展同業業務。
“當時四大行的支行，很多都可以做同業業務，支行只是賣一個現成的產品，客戶是自己的，現在這個業務才逐步收回去。”上述股份制銀行人士說，在當時的情況下，這一授權很可能成為被支行人員利用的漏洞。
根據涉事建行支行行長張某的庭審證言，他提及了上級分行的“轉授權書”，稱“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24日，建行重慶市分行轉授權書系列文件是真實的”，但是建行重慶分行給該支行的是可以從事相關業務的概括性授權，而非專門針對“乾元16號”的這筆融資。
張某證詞還稱，對接妥當后，浙商西安分行到其所在支行蓋章，其大致看了內容后蓋了支行公章，沒有登記用章，也沒有按照內部規程審批，屬于個人私自蓋章。
除了一般授權被作為漏洞利用，銀行業內人士還認為，如果要隱瞞上級行，必須在資金賬戶上“做手腳”，才能最終達到目的。
“出了這種問題，一般都是賬戶管理出了問題，有關人員開了虛假的銀行賬戶，”上述股份制銀行人士說，為了便于資金使用，一般情況下，支行會開一個行長控制的一般存款賬戶，而銀行間的正規交易一般是劃款到頭寸賬戶，而不是一般賬戶。
該人士還稱，因為浙商銀行購買的是建行的理財產品，資金應由建行托管，雖然經過多層嵌套，但認購資金應該先支付到建行，再由建行撥付到資管賬戶，最后進入融資方手中。如果資金進入其他賬戶，監控并不難發現。
而張某的證詞也證實了這一點。判決書顯示，建行、浙商銀行簽訂的是保本理財，到期后建行必須支付本金，從而形成隱形擔保。正常情況下，建行發行的理財產品，必須將資金管理專戶掌握在手中，不會發生認購款流向第三方掌控的情況。
張某還稱，“乾元16號”的交易結構是，建設銀行對浙商銀行發行理財產品，但只簽訂協議，后者出資不經過建設銀行賬戶，而是流入了其他人掌握的資金管理專戶，該專戶用于購買券商承銷的某公司債券，于是資金就由浙商銀行流向融資方。
根據判決書，張某還供稱，與浙商銀行簽訂“乾元17號”的合同時，蓋章用印也沒有內部審批，而是由其私自使用，且對應的4億元理財產品是虛假的，支行沒有收益。
“一般來說，誰發行的產品，項目管理就是誰做，正常情況下，浙商銀行是不知情的。”上述銀行業人士說，就算知情，理論上也是發行產品的銀行擔責。
專戶賬戶開在哪家銀行
對比判決書中公訴機關當庭舉示的證據，與張某的證詞、供述，其中對理財產品資金賬戶管理、資金流向的說法，存在不少沖突之處。
根據判決書，張某在證詞中稱，其進行的兩筆理財業務，分行都不知情，且未向分行報批。雖然否認了上級分行對該支行的轉授權書是針對“乾元16號”產品，但卻承認了分行轉授權書系列文件是真實的。
而根據判決書披露，檢方列示的乾元16期、17期的相關證據中，也包括了建行重慶市分行轉授權書（XX支行）及變更通知。不過，判決書沒有公布授權書的具體內容、時間。
“雖然支行都是賣現成產品，但所有管理清算都在分行，想套用分行的產品、文件，估計也套用不了。”上述股份制銀行人士說，金額達8億元的理財產品，很難說分行完全不知情。
根據張某供述，浙商銀行購買“乾元16號”的出資不經過建設銀行賬戶，而是流入了其他人掌握的資金管理專戶，以規避賬戶管理規定，這也存在疑問。
判決書顯示，檢方列示的起訴證據中，就包括浙商銀行金融市場業務方案審查審批表、資金業務合規審查表、購買建設銀行重慶市分行保本理財的申請及延時申請、建行重慶市分行轉授權書（XX支行）及變更通知等資料，以及浙商銀行購買的乾元16期期限、預期收益、認購金額等信息。而浙商銀行購買理財的資金，則劃入了名為“中信-XX-建行資產管理專戶”的賬戶。
乾元17期也是如此。檢方證據顯示，除了分行轉授權書、匯款憑證等資料，理財產品的資金也被劃入了名為“中信-XX-建設銀行資產管理專戶”的賬戶。
不過，對于浙商銀行支付的購買兩只理財產品資金，所劃入的“建設銀行資產管理專戶”是在建設銀行設立，還是在其他銀行開立，以及建行重慶分行在此過程中是否確實不知情，有待證實。
有銀行人士表示，該專戶的賬戶名稱有“建設銀行”，應該是在建行開立，但也有可能開在其他銀行，借用了建行的名稱。
一位大行公司業務部人士告訴記者，若管理賬戶是開設在建行支行，是需要當地一級分行授權審批的，而且如果賬戶資金流量較高，分行層面會給予一定關注。
銀行為何拒絕貸款
盡管浙商銀行購買的是“假理財”，但事發后并未遭受損失，反而收回了投資。根據判決書披露，浙商西安分行購買的4億元理財是按季結息，且結息正常，沒有出現拖欠，事發后已收回全部出資本金。浙商銀行也稱，已于2017年7月前全額收回投資本金及收益，未造成經濟損失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兩只理財產品的融資方，都具有房地產背景。
根據張某證言，2015年初，某企業為開發重慶巴南區的一個地產項目，向其所在支行貸款，同年4月，建行重慶分行不同意貸款，這家公司找了很多信托公司融資，成本都很高。最后才通過張某，以“理財產品”融資。
與上述企業一樣，浙商銀行購買的第二只理財產品，融資方也具有房地產背景。證人證言稱，2015年3、4月間，該公司要購買土地開發，因缺少資金想貸款或融資。最后由公司財務總監通過張某完成了融資。
從事后風險來看，兩家企業資質并不算差。法院披露顯示，融資方為兩筆理財產品支付的實際成本已經處于很高水平，分別達到16%、14%，對應金額高達7136萬元、5612萬元。
如此之高的融資成本，卻并未發生風險。而2014年至2015年間，是房地產行業的寬松周期。公開信息顯示，2014年4央行創設抵押補充貸款（PSL）以支持棚改，此后，全國多個地方政府放寬房產限購政策，當時多個金融監管部門也陸續出臺措施，放寬房貸、房企發債政策。
在此背景情況下，銀行為何要拒絕企業貸款，仍然是一個謎團。
記者從一位大行支行高層了解到，通常來講，建行對于房企的信貸政策較為審慎和平穩，盡管當時可能處于房企融資寬松周期，但也并不代表銀行一定會放貸。盡管這兩家房企資質不錯，但銀行內部一般會在總行層面有白名單制度，或許這兩家房企當時不在白名單內，所以無法在建行內融到資。
不過，在房企融資放松時，銀行也遇到了另外一個問題，即收緊銀行非標業務。從2013年到2014年，監管多次發文，對銀行非標業務進行規范。其中包括將銀行理財資金投資非標準化產品規模的上限，限定為理財產品余額的35％與上一年度總資產的4％之間孰低者。且要根據所投資基礎資產的性質，準確計量風險并計提相應資本與撥備。此后，銀行理財的非標業務持續下降。
但從理財產品的交易結構來看，這兩只產品都是典型的非標融資。以“乾元16期”為例，浙商西安分行認購后，資金匯入“中信-XX-建設銀行資產管理專戶”，中信證券又與其他銀行簽訂合同，通過委托貸款放款。
“這在當時是普遍的業務操作，就是非標額度不夠，套了其他銀行的產品，就變成為同業業務。”有銀行同業人士稱，對于上述“假理財”，建行分行層面應該是知情的，只不過用支行出合同的方式，可以逃避檢查及責任。而在此過程中，經辦人又收受了了地產商2%的“傭金”。
記者向建行詢問案情相關細節，截至記者發稿，建行尚未回復。
